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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錢不手軟,安倍拚經濟「三管齊下」
文章發表:2020/01/30
安倍晉三為了提振日本經濟,端出26兆日圓的新經濟對策,除了災後重建外,也要防止國內外經濟下滑風險,並確保東京奧運過後,日本經濟能持續增長,目標要讓GDP成長1.4個百分點,但大撒錢是否奏效,有待觀察。
1.8%,這是日本今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GDP)的亮眼成績單,不僅遠遠高於原先預期的0.2%,更是連續第4季成長。但,在這超乎預期數字的背後,經濟學家卻發出警告:第4季GDP將陷入衰退,更隱藏著日本經濟衰退的隱憂。
先來看幾個證據。首先,日本出口額連續11個月減少,根據日本財務省最新公布的10月出口數字,較去年同期下滑9.2%,創下3年來最大減幅,對美、中兩大市場更出現兩位數的衰退。
再來,是日本所有行業的大企業景氣指數(BSI)。最新出爐的數據是-6.2,是2016年第2季-7.9以來的低點,《共同社》報導指出,受到中國等海外市場需求低迷拖累,以汽車、生產用機械用具為主的製造業,更明顯下降至-7.2。
這些數字,都與第三季GDP的表現南轅北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故事,要從日本調漲消費稅說起。
增消費稅,因應公共建設、社福支出
從歷史來看,面對疲弱不堪的經濟,日本政府習慣以擴大公共支出的方式因應,包括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金融海嘯,乃至於2013年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支箭。
成效如何?確實,為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策,日本央行採取極度寬鬆貨幣策略,使得日圓貶值、股市維持高點、企業出口業績成長,甚至,2018年度日企獲利約84兆日圓,創史上新高外,就業數也連續6年成長。
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伴隨龐大財政支出而來的,便是政府的債務問題。RFI東京特約記者楚良一就曾撰文指出,截至2018年底,國家和地方政府長期債務約1,107兆日圓,占日本GDP比重超過200%,名列所有先進國家中「最差」的第一名,就連當年希臘財政破產時,財政債務與GDP比例也僅為170%。
此外,目前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例近3成,迫使日本政府負擔的社會保障支出費用節節攀升,光是老人福利與醫療保健,合計就占整體8成左右,也造成相當大的財政負擔。
為了減緩國庫負擔,增加稅收勢在必行。
日本稅收有三大來源:所得稅、企業稅與消費稅。前二者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而增減,但消費稅大都來自民生必需品,波動情形也較小,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分階段調整消費稅的稅率。
2014年4月1日,消費稅從5%增加至8%,增幅高達6成,民眾多趕在增稅之前「爆買」,雖然形成一波消費潮,但實際增稅之後反而消費不振,GDP減少0.4%,呈現負成長,連帶使得原先預計在2015年10月提升至10%的第二階段增稅政策,被迫延期,直到2019年10月1日才正式實施。
民眾爆買,推升GDP,惟製造業遇逆風
儘管日本政府為了避免爆買潮重演,導致經濟再度負成長,而祭出「輕減稅率」政策,例如:購買蔬果、肉類、調味料等食材,仍維持在8%稅率;或使用非現金支付方式,有優惠票價或更多點數/現金還元優惠等方案,但仍無法避免民眾提前囤貨的心態。
農林中金綜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南武志就對《路透》表示,經濟大幅增長,是拜零售商等非製造業的強勁投資所賜,「相形之下,製造業支出就沒那麼強了。」換句話說,民間消費跳增,造就第3季GDP的好表現,但對未來數月的需求而言,並非好兆頭,除非出口出現反彈,否則經濟將失去增長的動力。凱投宏觀資深日本經濟學家提里安特(Marcel Thieliant)預言,「雖然日本在10月上調消費稅之前的經濟擴張速度快於初值,但2020年產出可能會萎縮。」
IHS Markit經濟學家海斯(Joe Hayes)則從日本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48.4觀察指出,以製造業為主的日本,第4季一開始,該數據就創下逾3年低點,顯示日本製造業面臨的壓力有增無減。
例如,10月日本零售額月減7.1%,百貨店銷售額下降17%,家庭開支則減少5.1%,但汽車銷售年減24.9%,工礦業生產下降4.2%,是2018年以來最大跌幅。
不僅如此,《彭博》(Bloomberg)報導指出,日本企業在帳上的現金達到506兆4,000億日圓(約合新台幣141兆7,920億元),創下彭博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照理來說,企業賺錢多半有三種用途:繼續投資、回饋股東或分給員工,但,這些日企卻寧願選擇「現金為王」,就是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認為經濟將再次惡化而不敢投資。
總的來說,「亞洲地區整體成長依然疲軟,等同於外部需求疲弱,而日本內需又減速,短期內恐怕難以見到任何舒緩情況。」海斯表示。
再推方案,砸26兆日圓,對抗需求不振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9年12月初,日本政府再度推出新的刺激方案,總規模達26兆日圓(約合新台幣7.3兆元),是繼2016年8月以來,最大的財政刺激方案,目標有三:一、因應災後重建經費,規模約7兆日圓;二、因應國內、外需求不振的經濟下行壓力,規模達7.3兆日圓;三、提前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後的經濟失速壓力,規模約11.7兆日圓。
日本政府指稱,將在2019年底補充預算和2020年度預算中編列資金,中央政府與地方財政合計承擔13.2兆日圓,以此帶動民間投資,至於公共投資不足部分,將以發行建設國債因應。並且,此政策可望拉動GDP約1.4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刺激有限,特別是像日本與歐洲已進入實質負利率的地區,別無選擇,只能支持財政擴張政策。」IHS Markit駐東京首席經濟學家田口晴久點出日本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的苦衷。
然而,此舉卻引來不少質疑,甚至看衰的聲浪。
三菱UFJ調查諮詢公司主任研究員小林真一郎就指出,實施規模如此龐大的經濟對策的必要性值得商榷。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小池晃也批評,此次增稅引發景氣下降,尤其此次增稅,財政收入僅多5.6兆日圓,政府卻大手筆撒出更多銀彈,進一步增加財政負擔,甚至可能導致再次加稅。
的確,國際貨幣基金(IMF)新任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日前訪日時就建議,為支應高齡化社會持續增加的社會保障經費,日本有必要續漲消費稅,到2030年增至15%,2050年增加至20%。
惡性循環,金融機構恐踩雷,日本經濟陷僵局
另一個隱憂在於,日本長期實施負利率政策,國內的金融機構為確保資金運用能獲得回報,積極投資海外金融商品。其中,由於美國利率在去年底前維持上升態勢,其發行的浮動利率結構商品的「擔保貸款憑證」(CLO),便獲得日本大型金融機構青睞。
由於CLO與引發次貸風暴的房地產抵押擔保債券性質雷同,日本央行日前則出具金融系統報告示警,目前日本金融機構投資餘額已達12兆7,160億日圓,是3年前的2.5倍,更占全球15%的CLO市場。儘管其持有的CLO當中,多半屬於評等最佳的「AAA」,利息收入也遠高於利息支付,但隨著全球復甦腳步減緩,CLO仍可能面臨降等、價格滑落2至3成的風險。
尤其,一旦美國景氣惡化,日本金融機構將失去應對能力,能給予企業的融資也隨之減少,加上日本景氣前景不明,要求金融機構正視CLO帶來的風險。
對日本政府來說,現狀等於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死胡同當中。也就是說,一旦政府要增稅維持財政平衡,民間消費勢必下滑,在貨幣政策無法灌注更多銀彈時,政府為了挽救疲弱的經濟表現,又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但又可能引發財政破產的危機。
12月10日,日本政府決定追加發行逾2兆日圓的赤字國債,原因是企業業績成長乏力,稅收遠低於原始的預算目標。特別的是,在年度中間因預計稅收下滑而增發赤字國債的作法,是3年來的首次,更凸顯出日本政府依賴借款及嚴峻的財政狀況。
資料來源
- 台灣銀行家,2020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