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疫後亞洲經濟復甦，稅收、ESG、財政永續

文章發表：2021/12/06

撰文：Matthew Fulco 傅長壽

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

譯者：廖珮杏

世界日益受氣候變遷影響，ESG投資因此變得重要。然而，什麼目標可稱得上是永續發展目標和ESG？後疫情時代，稅收、環境、社會與財政永續性，又該如何做，才能促進經濟復甦？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前院長、現任東京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名譽教授吉野直行，在2021年世界投資者週（World Investor Week）的演講中，針對亞洲在疫情之後如何促進經濟復甦的議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演講中提及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題，包括如何更公平分配公私基礎建設的稅收，環境、社會、治理（ESG）投資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利用政府債券來維持財政永續性。

公平分配外溢效果帶來利益

吉野直行指出，公私合夥的基礎建設過去一直都會面臨私人投資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需求衝突，前者希望報酬越高越好，後者則希望費用越低越好。他說，「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私人投資（的基礎建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會失敗。」

若要解決這個矛盾，關鍵是要更公平地分配外溢效果帶來的利益，以前述例子來說，就是如何讓好的基礎建設帶動一個地區的發展。比如說，如果某個地區修建了一條方便的高速公路，那麼商家就可以在附近開公司、建工廠，甚至開餐館或小商店。農民也會因此受益，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高速公路從農場跑到城市地區，銷售他們的農產品。

這些商業發展也有助於提高該地區的稅收收入。例如，人們通常不喜歡住得離重要交通建設太遠，所以像高速公路就會吸引人來當地居住，然後帶動當地物業租金的稅收，銷售稅、所得稅和企業稅收也都會跟著水漲船高。

然而在過去，這些外溢效應帶來的稅收收入都歸政府所有，高速公路建設公司只收到使用費，所以私人企業的投資報酬率不夠高。

吉野直行提到一個提高收益的方法，就是將外溢帶來的稅收的50%，付給高速公路建設公司。他說：「這樣他們的收入就夠，可以把使用費降到非常低。」

這項提議在菲律賓引起了熱議，目前八打雁省（Batangas）的南塔加洛格動脈路（STAR）高速公路就採取這種收費機制。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2015年的一篇論文發現，所謂的「高速公路效應」還延伸到八打雁省附近的省份。此外，根據吉野直行和共同作者Victor Pontines的說法，「看來，STAR收費高速公路不僅大大影響了營業稅，也影響了物業稅和監理費。」

統一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稅

吉野直行的演講提到，如今世界日益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ESG投資變得越來越重要。然而，什麼目標可稱得上是永續發展目標（SDG）和ESG，會是一大挑戰，光是各家信用評等機構和顧問公司對ESG與SDG定義就各不相同。吉野直行說，「這很可能會扭曲最佳投資組合配置。」

他建議，各國可以統一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稅，理論上，無論公司位在哪個地方，都要繳交相同的稅率，所以排放大量碳的公司，就必須支付更高額的稅金，投資者因此會認為這家公司的回報率低。他認為，比起參考信評機構ESG和SDG指標，這個方法能讓投資者更好地分配他們的投資組合。

另一個可能的方法則是建立一個統一的綠色信用評等機構。吉野直行說，如果投資者有一個全球性的綠色評等可以參考，就更容易找到資產最佳配置。

綠色債券的定義在不同地區定義也差異甚大。吉野直行說：「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綠色債券定義相當重要，我們必須慢慢導正目前扭曲的資產分配，讓更優良的公司能夠發行真正的綠色債券。」

關注國家財政永續性

最後，吉野直行提到了保羅˙多瑪（Paul Domar）1944年提出的財政永續性條件。如果公共債務成長速度不超過經濟的成長速度，那麼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就能保持穩定，反之亦然。他指出，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貨幣，美國的政府債券需求也是全球性的，那麼使用多瑪提出的條件來檢視美國的財政永續性，是很合理的。

然而，其他國家對本地貨幣債券的需求有限，因此美國以外的國家，一般來說，不能拿以供給方為主的多瑪條件來看各國政府預算的穩定程度。

像希臘和日本就是好例子，這兩國的債務占GDP比重都非常高，但財政永續性的水準卻相差甚大。吉野直行指出，日本的財政永續性就很穩定，但希臘卻破產了。

這個差異是因為，不同國家的政府債券需求不同。日本9成以上的政府債券掌握在本國投資者手上，而當年希臘破產之時，其債券市場7成的投資者是外國人。因為海外投資者比例太高，希臘政府債券的利率飆升，導致了該國在2015年未能如期還清債務。